一、概述

鹦鹉热衣原体是G-专性胞内菌，可感染多种鸟类，并引起人畜共患疾病，鸟类、禽类均可为传染源，尤其是野生禽类，接触患病的哺乳动物也可感染该病原体。人传人的病例非常罕见，仅有个别报道。人类主要通过吸入鸟类的粪便、尿液、分泌物、羽毛等感染。

二、流行病学

一项研究收集了21家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动物管理员、兽医、生物学家）共364份血清样本，其中鹦鹉热衣原体抗体阳性87份，阳性率高达23.9%。一部分工作人员为无症状携带者，也有一部分有轻度呼吸道症状[1]。我国1996年的数据显示，通过免疫荧光检测发现总体人群鹦鹉热衣原体的阳性率达到3.5%，在农场、屠宰场等特定场所，由于接触禽类和鸟类较多，阳性率更高。

一项研究纳入1980年至2015年所有病例数大于100例的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相关文章，共纳入57项研究，结果发现约1%的CAP病原体为鹦鹉热衣原体。随着检测技术的发展和临床医生对鹦鹉热衣原体肺炎认识程度的提高，其检出率也逐渐提高，上述1%的发病率可能被低估[2]。我国一项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纳入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2月1日共329例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SCAP）患者，264例免疫功能正常，其中8%的患者病原体为鹦鹉热衣原体[3]。

三、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临床特点

对于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尤其是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相关研究并不多。通过多篇论著文章分析总结发现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总体发病人群为中年人（＜60岁），男性患者多见；有禽类等接触史，但其中也有10%～27%的患者无禽类接触史；四季均有发病，春夏季节多发；无结构性肺病，一般状态较好，免疫功能正常宿主更容易患该病[4]。

1. 临床表现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潜伏期为5～14 d，可有全身症状和呼吸道症状，早期轻症基本表现为类流感样症状，如发热（体温最高39℃）、畏寒、乏力、头痛，呼吸道症状如咳嗽，轻症患者多为干咳，重症患者咳痰。典型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不适、非典型肺炎。肺外表现（少见，＜5%）主要有皮疹、心动过速、心肌炎、心包炎、心内膜炎、脑膜脑炎、脊髓炎、颅神经麻痹、格林巴利综合征、肾炎、胰腺炎、甲状腺炎、肝脾大、横纹肌溶解等[5, 6]。

2. 实验室检查

一项研究纳入27例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患者，15例重症，12例轻症。WBC和NEU总体正常，淋巴细胞总体偏低，CRP、IL-6显著升高，PCT轻度升高或正常。在生化指标中，CK、LDH升高比较显著。与轻症患者相比，重症患者WBC、CRP、PCT升高更明显。轻症患者PCT可以正常。此外，重症患者的肺外器官受累情况更加严重[5]。分析发现CK和BNP是重症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重症患者CRP显著升高，93%的重症患者出现低淋巴细胞血症，严重影响其细胞免疫功能[7]。

3. 影像学表现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并无特征性影像学表现。重症患者的影像学多见实变和炎性渗出，少数有磨玻璃影、支气管扩张、淋巴结肿大，也有一些患者出现胸腔积液[5]。

四、鹦鹉热衣原体的检测

从1980年至2005年，临床使用的鹦鹉热衣原体检测方法包括补体固定试验、免疫荧光测试、混合方法、聚合酶链反应（PCR）、其他血清学方法[2]。1986年前后最常使用的是补体固定试验诊断（共23项研究使用这个方法），之后，补体固定试验逐渐被免疫荧光测试（血清学诊断方法）替代，仅4项研究使用PCR，1项研究中使用了分离培养。

在前述21家动物园工作人员血清抗体筛查中，有364份血清标本，补体固定试验检出抗体阳性87份，免疫荧光测试检出抗体阳性17份。补体固定试验的特异性偏低，可以检测到其他衣原体抗体[1]。

目前鹦鹉热衣原体的检测方法包括[2, 8]：

（1）血清学方法：①补体固定试验，由于该方法的特异性很低，所以已较少应用；②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③免疫荧光测试；④其他血清学检测方法。血清学检测阳性，抗体应有4倍以上的升高，而抗体的升高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因此可能出现假阴性。

（2）PCR：逐渐替代血清学检测。PCR诊断对疾病早期的诊断更有价值，因为早期病原体的负荷数较多，此阶段更容易检测出，随着时间的延长，其诊断敏感性会有一定下降。但鹦鹉热衣原体PCR检测目前在大多数医院尚不可及。

（3）mNGS：近年在临床中的应用逐渐增多，尤其在重症患者中，一般在入院后24～72 h留取BALF标本送检mNGS，根据结果早期调整治疗，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

（4）培养：是诊断的金标准，但也存在一定的难点，①分离相对困难；②对实验室等级要求较高（BSL3试验室）；③病原体传染人的风险较高。

五、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诊断

目前尚无针对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指南或专家共识，其诊断需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CAP症状或流感样症状，肺部浸润影、流行病学史）、接触史（部分患者无接触史）、病原学结果（血清/BALF）综合判定。如果二代测序检测鹦鹉热衣原体序列/PCR阳性，2周后抗体滴度增高＞4倍，支持诊断。

六、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治疗

四环素类药物（盐酸四环素、多西环素、米诺环素）是首选治疗方案，大环内酯类是次选药物，也可考虑使用喹诺酮类药物（既往报道，疗效差）。重症患者可考虑联合用药和静脉用药；儿童、孕妇推荐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7, 8]。有病例报道使用糖皮质激素，减轻炎症反应，目前证据不足。

我国一项研究纳入27例使用mNGS诊断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患者，其中17例使用喹诺酮（6例左氧氟沙星、8例莫西沙星），仅有4例使用该药物至康复【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对于治疗药物产生反应一般至少2~3 d，会有临床症状的改善，尤其是体温的下降，如果治疗后未见改善，则需调整药物】；6例使用四环素（1例米诺环素、5例多西环素），均未调整用药；5例大环内酯类药物（阿奇霉素）；1例多西环素联合阿奇霉素；5例患者使用甲强龙80～320 mg bid，未出现感染播散。最终23例存活，4例死亡（均因院内感染死亡）[7]。

另一项湖南的研究纳入16例使用mNGS诊断重症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患者，其中有创机械通气1例、无创机械通气5例、HFNC 4例、感染性休克2例。初始抗生素治疗均有喹诺酮类药物，确诊后抗生素均更换为呼吸喹诺酮或米诺环素，抗生素疗程2～3周。最终16例患者均痊愈[4]。

七、预后

国外文献显示，早期诊断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及时调整抗生素，患者病死率较低（可低于1%）；如诊断不及时，不恰当用药，病死率可高达10%～20%[6]。APTT≥40 s、MYO≥300 ng/ml、HS-TNTI≥50 ng/L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患者，预后差，因四环素、喹诺酮很难透过血脑屏障[7]。

八、总结

鹦鹉热衣原体肺炎无特征性临床表现，当患者有接触史、肝酶异常、中枢神经系统改变时，需警惕该病。在病原诊断方面，由于分离培养困难，血清学敏感性及特异性偏低，PCR疾病早期敏感性高，但检测可及性差，mNGS为新型、快速病原学诊断方法。一线治疗推荐使用四环素类抗生素，对于重症患者，尤其是有肺外重要脏器受累时，需考虑两药或三药联合，口服调整为静脉给药。早期诊断并及时调整治疗，患者预后良好。

参考文献 （可上下滑动浏览）

[1] Raso T F, Carrasco A O T, Silva J C R, et al. Seroprevalence of antibodies to Chlamydophila psittaci in zoo workers in Brazil[J]. Zoonoses Public Health, 2010, 57(6):411-416.

[2] Hogerwerf L, DE Gier B, Baan B, et al. Chlamydia psittaci (psittacosis) as a cause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Epidemiol Infect, 2017, 145(15):3096-3105.

[3] Wu X, Li Y, Zhang M, et al. Etiology of Sever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in Adults Based on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J]. Infect Dis Ther, 2020, 9(4):1003-1015.

[4] Xiao Q, Shen W, Zou Y, et al. Sixteen cases of severe pneumonia caused by Chlamydia psittaci in South China investigated via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J Med Microbiol, 2021 Nov;70(11). doi: 10.1099/jmm.0.001456.

[5] Su S, Su X, Zhou L, et al. Severe Chlamydia psittaci pneumonia: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J]. Ann Palliat Med, 2021, 10(7):8051-8060.

[6] Rybarczyk J, Versteele C, Lernout T, et al. Human psittacosis: a review with emphasis on surveillance in Belgium[J]. Acta Clin Belg, 2020, 75(1):42-48.

[7] Yang F, Li J, Qi B, et al. Clinical Symptoms and Outcomes of Severe Pneumonia Caused by Chlamydia psittaci in Southwest China[J]. Front Cell Infect Microbiol, 2022, 11:727594.

[8] Chen X, Cao K, Wei Y, et al. Metagenomic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the diagnosis of severe pneumonias caused by Chlamydia psittaci[J]. Infection, 2020, 48(4):535-542.

作者介绍

蔡莹

医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国家认证PCCM专科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重症感染；参与重大协同创新项目1项；发表中文核心期刊及SCI 3篇。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重症肺言」（ID：RCCRC_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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