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哮喘是很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但在我国哮喘控制率差。世界上哮喘控制比较好的国家控制率达到了50-60%，而我国的控制率只有28.5%[1]。”谈及中国哮喘患者的疾病防治现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主任王辰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慢性疾病，目前，在我国有近4600万[2]的哮喘病患者，且发病率正逐年上升，已成为第二大呼吸道疾病。相较于逐年上升的发病率，哮喘疾病诊疗仍存在患者用药依从性差、疾病认知不足、诊断率及确诊率较低等问题，致使我国哮喘防治依旧面临严峻挑战。

“对患者来说，哮喘反复发作会损伤肺功能，影响身体机能和生活质量，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尤其当疾病进展到重度哮喘，更有可能导致患者残疾和死亡。对社会来说，疾病反复发作、频繁就医，也会加重医疗和社会负担。”王辰院士强调。

控制率低，反复发作损害肺功能，重度哮喘更是危及生命

哮喘会引起咳嗽、胸闷、喘憋，对患者来说，哮喘反复发作会损伤肺功能，影响身体机能和生活质量，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尤其当疾病进展到严重的程度，有可能导致患者残疾和死亡。对社会来说，疾病反复发作、频繁就医，也会加重医疗和社会负担。

在我国近4600万的哮喘病患者中，其中一部分重度哮喘患者，占到哮喘患者总人数的8-10%[3,4,5]。重度哮喘患者相较轻中度哮喘患者具有控制水平更差、肺功能下降更明显、急性发作更频繁，死亡风险也相对更高的特点。重度哮喘患者急诊就医次数和住院次数分别为轻中度哮喘的15倍和20倍，相关医疗费用占哮喘患者医疗总成本的60%以上，为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负担[6,7]。

降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过早死亡率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尤其是在面对哮喘疾病的诊疗，这一议题更显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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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防治重在长期规范，创新疗法赋能哮喘诊治

古有“内不治喘，外不治癣”之说，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哮喘难以根治的认识。谈及哮喘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让我们对哮喘的认识和治疗，都有了巨大的进步。目前已经有很多口服、吸入药物，是非常成熟的哮喘治疗手段。近年来出现的生物制剂，能做到精准靶向治疗，降低急性发作风险、改善肺功能，也为重度哮喘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8]。

在临床上哮喘的治疗目标主要是使哮喘症状得到良好的控制，减少急性发作和死亡、肺功能不可逆损害等。对此，王辰院士也进一步强调了哮喘长期规范治疗的重要性：“控制率低一方面也源于哮喘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差，许多患者常常症状一减轻，就擅自减少剂量或停药，导致频繁的急性发作。我希望患者知道：‘不喘了’不等于痊愈了。哮喘的控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定要加强全病程的管理，根据医嘱长期、规范、足量地进行药物治疗。”

针对重度哮喘，例如我国76.8%的重度哮喘患者表现为嗜酸性粒细胞表型，这部分患者往往呈现出需接受更高级别的治疗（包括口服激素）、急性加重次数更多、症状控制欠佳、气流受限更严重、生活质量下降更明显、伴有合并症比例更高等临床特点[9]。生物制剂作为一种精准靶向、安全性良好的治疗方案，成为重度哮喘治疗的新型选择。

大力推动呼吸学科体系建设，全病程管理助力哮喘规范治疗

PCCM规范化建设7年来，呼吸学科体系初显成效，我们的学科建设从科室“有没有”向专病能力”强不强“呼吸质控”好不好“迈进。哮喘作为呼吸常见病多发病，也制定了哮喘照护能力标准，从筛查、诊断、治疗、到随访、提出了全程管理的各项要求，旨在通过标准，消除照护差距，实现哮喘的同质化管理。重度哮喘管理也纳入其中，强调诊断和分型、靶向药物的可及性，进一步推动哮喘标准化、规范化诊疗水平提升，也期待更多患者能因此获益。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0年版）.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0,43(12) : 1023-1048.

[2] Huang K, Yang T etc, China Pulmonary Health(CPH) Study Group.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asthma in China: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Lancet. 2019Aug3

[3] Huang K, et al. China Pulmonary Health (CPH) Study Group.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asthma in China: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 Lancet. 2019;394(10196):407-418.

[4] Wang WY, et al. A survey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severe asthma in China.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20;100(14):1106-1111.

[5] Su N, et al. A cross-section study of severe asthma in eight provinces of China. Zhonghua Nei Ke Za Zhi. 2016;55(12):917-921.

[6] 林江涛. 重视重症支气管哮喘疾病负担与临床表型的研究[J]. 中华内科杂志, 2017, 56(7):481‑482. DOI: 10.3760/cma.j.issn.0578‑1426.2017.07.001.

[7] Zhang Q, Fu X, Wang C, et al.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in Chinese C‑BIOPRED asthma cohort[J]. Clin Transl Med, 2022, 12(2):e710. DOI: 10.1002/ctm2.710.

[8] 《重度哮喘诊断与处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

[9] Zhang, Q. et al. Clin Transl Med. 2022 Feb;12(2):e710.

审批编号：CN-14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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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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