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界》编辑老师约稿，让我自己介绍一下我这只“菜鸟”。我很踌躇，不知道怎么写。我，一个普通人，穿上白大衣，在医院里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医生中的一员，在门诊和病房干着跟大家一样的工作；脱下白大衣，走上大街，汇入人流，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有家庭，有母亲、妻子和儿子。这就是我。

珍视亲情的普通人

在我办公桌上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妻子、儿子的三人合照，妻子左手搭在我胳膊上，儿子右手很自然地搂着妻子的脖子；另一张照片是春节带儿子出去玩时拍的，我们爷俩儿走在一起，颇为神似，两人的眼睛望着的是妻子的镜头。家里还有一张，是儿子半岁时去天安门广场玩的照片，儿子骑在我肩膀上，我和儿子都笑着，儿子新奇地望着远方。

我常常想，我的幸福都凝结在这些照片记录下来的日子里了。

1990年山东医科大学七年制同学合影（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我学医是母亲的决定。在我12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对母亲打击很大，母亲希望我学医当大夫，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另外，母亲年轻时就想学医，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未能如愿，也让母亲对医生这个职业心存好感。因为家庭生活困难，也是因为作为家里的男孩子，是母亲的依靠，虽然高考成绩足以上北大，母亲还是给我报考了山东医科大学七年制医学专业。

当1996年我把直博的机会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并不热心，随口说“除非协和来招生”，但是事实上就是协和在招七转八年制学生，于是我就来到北京协和医院。

坚守初心，专心做实习大夫

在协和医院我们一起实习的既有七转八班的同学，也有1990级八年制的同学。很快，我就发现一个现象，早上交班后，一起实习的八年制同学就见不到了；慢慢地，我们一起来到协和的七转八班同学也有些不到病房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在新东方学习托福、GRE，为出国做准备。我们这些七转八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以前是根本没想过出国这些事的。在1996年前后，出国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是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可是，我的真实愿望是当一个大夫，但是，又难以避免地受环境的影响。我们宿舍一共6个人，除了我，其他人全部在学习GRE，回到宿舍讨论最多的还是GRE和出国。那段时间，我很苦恼，也很孤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经过思考，还是回到病房，专心当实习大夫。

本文作者（后排左三）在朱元珏教授生日宴上（前排中间为朱元珏教授）

一年实习结束，协和医院呼吸科的氛围吸引了我，更幸运的是，朱元珏教授答应做我的导师。朱教授是呼吸界权威，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和蔼可亲，查房时更有魅力。在朱老师的指导下，我专心从事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研究。毕业后，我在协和医院内科接受了4年的住院医师培训。之后，通过竞争，担任了8个月的内科总住院医师。

当时，协和医院采取的是24小时住院医师制度，除了吃饭、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病房。收病人、写病历、转急诊，参加各个专业组的教学查房、疑难和死亡病例讨论，出科考试，时间过得很快，也很充实。

我谨记导师朱元珏教授的训导：临床能力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临床学习就是要看病人，在病人床边发现问题，再去读书和文献，然后再回到临床。

在临床工作中逐渐找到研究兴趣点

在临床工作中，我也逐渐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我渐渐对呼吸道感染产生了兴趣。我发现：当时在协和医院对于肺部隐球菌感染，都是采用隐球菌脑膜炎的治疗方案：两性霉素B联合5-FC，甚至联合氟康唑。这是因为隐球菌感染以脑膜炎为主要临床表现形式，隐球菌肺炎少见，治疗经验少。由于隐球菌肺炎比脑膜炎病情轻，我对隐球菌肺炎是否需要沿用隐球菌脑膜炎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怀疑。

在朱元珏教授的指导下，我前瞻总结了单纯隐球菌肺炎（无脑膜炎）的抗真菌治疗方案，比较单用氟康唑方案与氟康唑联合两性霉素B方案，结果：两种方案没有差别。提示：对于单纯隐球菌肺炎，在不合并隐球菌脑膜炎的情况下，氟康唑单药治疗足够了。

结束内科总住院医师的培训，刚刚回到呼吸内科担任主治医师，就赶上SARS疫情。我被派到北京佑安医院，成为佑安医院SARS病房医疗小组的一员，救治感染SARS的东直门医院医护人员。在佑安医院一线工作，使我对SARS这种新发呼吸道传染病有了一定认识。但是，因为仓促迎战，谈不到什么科学研究。SARS和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研究经历，让我确立了以呼吸道感染作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本文作者和王辰院士在2015年9月的ERS会场

2006年10月，我从北京协和医院来到北京朝阳医院，王辰教授不仅仅是我的领导，而且成为我实际的导师。王辰教授总结SARS防治的经验教训，非常敏锐地提出，呼吸道病毒感染既是研究的空白点，又是研究难点。在讨论中，王辰教授多次告诫我要把呼吸道病毒感染作为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朝阳医院，我建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临床和研究团队，利用主管发热门诊的优势，相继开展了流感、支原体肺炎和腺病毒肺炎等研究。

2015年6月，跟随王辰院士，我来到中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作，在临床工作之余，建立起多中心中国社区获得性肺炎研究网络（CAP－China），团结更多对呼吸道感染感兴趣的大夫开展临床研究。

榜样为先，专心做事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大家应该能了解我这只“菜鸟”了。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20年来养成了当大夫的职业习惯：每天看完病人心里才踏实。

如果说我还有点优点的话，我自己认为做事专心是一个：母亲说考医学院，我就去山东医科大学学医；当同学们都去考托福和GRE的时候，我坚持当好实习大夫；朱元珏老师说当医生就是要站在病人床边，我就天天守在病人床边；王辰老师说呼吸道病毒感染是难点和空白点，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呼吸道病毒感染临床研究上。

薪火传承，这是我对作为一名医生成长的理解，呼吸学会在我心目中不是虚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朱元珏老师、王辰老师，他们是榜样，教会我如何当好一名呼吸科大夫。

（文/中日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 曹彬）

曹彬简介：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日医院呼吸中心常务副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部主任。担任Clinical Respiratory Journal杂志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通讯编委。2016年荣获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2014年获第十五届吴杨奖，第一届树兰医学青年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感染学组副组长。

下期内容预告

“温文尔雅”，是《呼吸界》记者采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教授最大的感受。整个采访过程轻松顺畅，记者感受像是与一位睿智、稳重的长者一样唠家常事儿。李为民院长将自己的学医初心、人生梦想、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让人真切感受到他一路上是有目标、有韧劲、有情怀。都说成功的人是有迹可循的，采访完李院长，更验证了这句话。    

敬请关注2月28日（周二）“从菜鸟到领军（五）”——《李为民：成功的人是有迹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