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叶刀》发表曹彬教授团队述评:从感染病死率角度更加深入认识COVID-19
来源: 京港感染论坛 2022-03-09

《柳叶刀》2月24日发表文章「Variation in the COVID-19 infection–fatality ratio by age, time, and geography during the pre-vaccine era: a systematic analysis」,从多个维度报告了疫苗推广使用前全球COVID-19感染病死率数据。杂志同期发表了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团队针对该文章的述评,以下为本述评的主要内容。



自COVID-19在全球范围内大流行以来,确诊病例和累计报告死亡数一直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重要数字,同时持续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尽管使用报告的COVID-19死亡人数可能会低估与COVID-19相关的死亡人数,确诊病例和累计报告死亡数这两个数字有助于粗略估计人群的COVID-19死亡率(mortality rate,COVID-19死亡人数与风险人群数之比)和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io,COVID-19死亡人数与确诊病例之比)。然而另一个重要的概念感染病死率(infection-fatality ratio,IFR),却很少被提及。IFR对于风险认知、制定疫情控制政策和估计COVID-19疾病负担至关重要。IFR的计算方法为COVID-19死亡人数除以SARS-CoV-2感染人数,其中分母并不能通过现有报告数据直接获得,而需要结合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数据进行估算。


通过将血清流行病学调查(2073项全年龄段调查和718项特定年龄调查)与估计的COVID-19死亡率相结合,COVID-19 Forecasting Team在《柳叶刀》发表了关于IFR的重要数据。在该文章中,他们着重于对COVID-19疫苗推广接种前(2020年4月至2021年1月)的IFR估计,因为在疫苗推广接种和新的SARS-CoV-2变异株出现之前,COVID-19流行模式更为稳定。作者从年龄、地理和时间三个维度探讨了IFR的差异,这三个维度都具有重要和具体的公共卫生意义。


在分析不同年龄IFR的变化时,该团队发现IFR随年龄的变化呈现J型曲线,其中在7岁人群中IFR最低,在7岁以下儿童中年龄越小IFR越高,在7岁以上人群中IFR随年龄增长而增加。7岁以下儿童和婴幼儿的病死率增加表明了为这一人群提供疫苗接种和政策建议的重要性。关于不同地理位置的IFR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大多可归因于人口年龄分布,在有血清流行病学数据的国家中估计为74%,如果再加上其余无相关数据的国家则为87%。在年龄标化之后,医疗资源可及性较好的美洲和几个欧洲的国家IFR最高。在传染病大流行期间,医疗资源的可及性至关重要,但可能并不是降低IFR或成功控制大流行的唯一决定因素,其他与COVID-19严重程度相关的合并症等因素在解释IFR差异方面也可能很重要。关于IFR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在COVID-19疫苗接种推广前这一段时期,未进行年龄标化的IFR中位数分别从0.47%(IQR 0.22-0.84)下降到0.31%(0.14-0.55),年龄标准化后的IFR从0.54%(0.45-0.66)下降到0.35%(0.29-0.43)。IFR下降带来的这一积极信号,可以增强临床医生为COVID-19患者提供医疗照护的信心,以及我们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信心。IFR随时间下降可归因于以下几个原因:包括临床医生对COVID-19患者有更加丰富的临床救治经验,对COVID-19相关医疗资源更好的可及性,对COVID-19死亡相关危险因素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及地塞米松可以降低住院期间接受有创机械通气或仅接受氧疗的COVID-19患者28天死亡率等相关证据。


本研究通过从不同角度描述新冠疫苗推广接种前IFR的变化,为更全面了解COVID-19疾病负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然而,在解读本研究结果时也应多加注意。首先,血清流行病学数据对IFR估计至关重要,然而在亚洲、澳大利亚和南美的大多数地区缺乏该数据,特定年龄组血清流行病学数据的缺失则更为明显。尽管作者构建了几个模型来获得年龄标准化的IFR,但不同地区的血清流行病学数据和死亡率数据的缺失对模型构建的影响可能无法避免。其次,在估计年龄标化后IFR的模型构建中,临床预测变量以及这些变量的效应大小均来自美国的数据,将上述模型应用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是否合适目前尚不清楚。


尽管新冠疫苗推广接种后IFR的数据目前还没有被报道,与COVID-19的对抗仍在继续。SARS-CoV-2变异株omicron(B.1.1.529)的出现引起了全球关注,并导致COVID-19流行在许多国家卷土重来。目前,疫苗接种是减少COVID-19疫情再次暴发和传播,以及降低新发死亡的最重要干预措施,其他潜在的SARS-CoV-2抗病毒药物正在将控制COVID-19大流行的措施扩展到药物干预。随着应对COVID-19的手段越来越多,新冠疫苗推广接种后IFR是否会继续下降需要未来的研究来回答。同时,随着COVID-19的持续流行,全社会必须做好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与SARS-CoV-2共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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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2)00281-1/fulltext


作者简介



谷晓颖

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博士,2016年9月-2017年9月赴美国杜兰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院交流访问,现工作于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研究项目与数据管理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呼吸系统疾病病因及防治,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工程、北京市科委重大项目等多项课题。累计发表38篇SCI文章,其中第一作者(含共同)文章发表于Lancet、Ebiomedicine、Critical Care Medicine、Clinical Microbiology and Infection等杂志。



1.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北京100029;2.中日友好医院临研所,北京100029;3.首都医科大学呼吸病学系,北京100069;4.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北京100871。(谷晓颖1,2,曹彬1,3,4*)






作者:谷晓颖、曹彬;审校:王一民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京港感染论坛」

原链接戳:【前沿速递】从感染病死率角度更加深入认识COVID-19






本文完
排版: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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