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8个「世界血栓日」及 「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成立20周年之际，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疾病年会国际肺循环研讨会在成都拉开序幕。这也是疫情之后，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同道首次线下线上齐聚一堂，共享知识盛宴。

2000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栓塞与肺血管病学组正式成立，首任组长王辰院士在学组成立之初便提出「提高意识、规范诊治、深化研究、构建体系、加强管理」的学科发展理念。在此基础上，2001年，「全国肺栓塞防治协作组」应运而生，并于2007年正式更名为「全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防治协作组」。20年间，学组及协作组践行理念，从制定及更新指南到完善教材；从开展多中心研究全面认识疾病并改进治疗方案到进行全国肺栓塞和深静脉血栓形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简称VTE项目），将VTE预防纳入国家医疗质量安全改进10大目标。学组及协作组共同努力下，彻底改变了我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诊疗局面。从对疾病认识不足，到制定符合国人特色的精准治疗方案，从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到走向国际舞台加入INVENT联盟。我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20年硕果累累。践行了协作组成立之初的总体思路：凝练一种文化、打造一个体系、培育一支队伍，产生一批成果，形成一个局面。

此次肺栓塞与肺血管疾病学术会议涵盖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领域前沿进展、热点话题、指南解读、临床实战、创新研究、体系建设及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与国际肺栓塞与肺血管病领域诸多专家进行学术讨论。

10月16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大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常务副院长黄勇、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易群教授及多位学组成员悉数到场参会。芝加哥大学医学院Joseph A.Caprini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Bruce Davidso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Jason Yuan教授等近百位专家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出席会议。下面，我们将对本次大会首日内容做精选荟萃。

王辰院士：提高意识、规范诊治、深化研究、加强管理、强化预防

王辰院士首先对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及同道表示了热烈欢迎，并回顾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在肺栓塞的防、诊、控、治、康方面所走过的不平凡路程。「20多年以前，肺栓塞尚被认为是一个少见病，有的医院一年仅诊断0-3例肺栓塞；但是随着肺栓塞规范化诊治的推广，一年诊断300例肺栓塞都不算少见。」王辰院士表示，在全医学界各个学科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从提高意识到规范诊治，从深化研究到加强管理以及促进预防我国肺栓塞领域完全焕发出了新的面貌。

王辰院士介绍了国际上已完成或仍在进行的大样本VTE注册登记研究，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而我国目前正在持续入组的CURES研究，覆盖全国90余家医院，是目前我国最大样本量的肺栓塞注册登记研究。研究目的是为明确我国肺栓塞的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其变化趋势等；寻找与肺栓塞发生发展相关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探索疾病病因与发病机制等；进行治疗及预后相关研究；与国际上其他研究相比较，探讨我国乃至亚洲人群肺栓塞的疾病特点等。CURES研究分为「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阶段，共15000余例患者，收集1700余例血标本。研究阶段性成果（十二五）已发表，并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在肺栓塞诊治与管理方面的数据空白。「十三五」数据正在持续入组及质控过程中，未来将针对不同危险分层患者的长期预后，不同亚组患者人群的临床特征、诊疗和预后等做进一步的分析。CURES研究为肺栓塞相关诊疗指南的推广及规范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证据。王辰院士也对CURES研究提出了展望，期待具有实际临床意义的研究结果产出，用于指导指南，用于肺栓塞患者的诊治中。

Joseph A. Caprini教授：Caprini评分中国化，COVID-19患者需充分评估

Caprini教授分享了Caprini评分在VTE评估中的最新应用进展。10月13日正值Virchow教授诞辰（1821.10.13），Caprini教授首先向Virchow教授表达了敬意，并通过一张关于「Virchow小屋——风险评估起源地」的照片强调静脉血栓形成的三要素，即血管壁损伤、高凝状态、血流淤滞，当三要素同时存在时，有很高的血栓形成风险。

近10年间，美国肺栓塞患者的死亡率一反既往持续下降的趋势，呈现波动或上升状态，而VTE发病率随着危险数目的增加呈非线性上升，这意味着还需要使用Caprini评分对患者进行更加充分的评估。Caprini教授特别提出，中国已经进行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来证实Caprini评分的价值，并提出了很多富有意义的可进一步完善的研究点。

既往曾认为，在未进行血栓预防治疗的情况下，评分＞5分时就会有6%的可能性患VTE，然而根据中国学者针对外科手术患者进行的研究结果来看，评分＞8~9分时血栓风险才会显著上升，且烧伤患者有最高的血栓发生风险，这一系列结果也使得Caprini评分中国化并成为最新范式。

如何能得到符合患者实际情况的高质量的Caprini评分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点。如今中国提出一项病人自评版本的Caprini评分，与微信小程序相结合，使患者无论在院内院外都可以方便地进行自我评分，这既保证了评分能得到实时更新，还为各地医生提供了联网数据以便及时了解患者病情，是非常有效的创意。其中，评分中应格外关注血栓家族史及不良孕产史。Caprini教授提出，评分是一个动态工具，不能只在入院时做评分，当患者进行再次手术、发生感染、接受中心静脉置管、在住院期间诊断肿瘤后，应修订评分，并根据升级的评分更改血栓预防策略，包括出院后的抗凝预防方案。

之后，Caprini教授通过举例一项针对内科患者的研究，强调了中国贡献，「在调整后的中国化评分中，＞5分已不再是临界值，我们需要格外关注评分＞9的这部分患者，因为随着评分的升高，VTE的风险也成倍增长。」

最后，Caprini教授谈到关于COVID-19患者的血栓风险问题，COVID-19疾病是病毒诱发的炎症引发了细胞因子风暴，患者会出现炎症、免疫反应、纤溶亢进、高凝状态等多种异常，此时单独抗凝治疗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目前针对COVID-19患者的抗凝剂量效益存在分歧，Caprini教授认为，需要通过充分挖掘病史、进行格外细致的检查等方式对患者进行彻底的个体风险评估，更好地了解患者后才能对患者提供最有效的帮助。

Bruce L Davidson：DVT-PE治疗过程出现高出血风险应如何应对？

Bruce教授指出：抗凝与出血风险之间的矛盾是使用抗凝药物难以避免的矛盾，但是可以最大程度规避出血风险。

Bruce教授通过引入血栓症合并大出血的病例，提出如何在这种矛盾状况下使用抗凝药物的问题，并给出了答案：尽量减少使用治疗量抗凝方案。有研究发现24-38%的膝关节置换术患者在接受40mg依诺肝素或普通肝素7500 Uq 12 h治疗第10天，出现静脉造影确诊的无症状DVT，这些患者没有发展成症状性VTE，正是因为使用了预防剂量抗凝剂，预防剂量的抗凝足以预防大多数出血患者的血栓扩散。Bruce教授进一步指出可以使用普通肝素、静脉注射、非单次给药，起始200-300单位/小时，待出血停止后，每4小时进行血细胞分析监测止血情况。Bruce教授指出，止血是血凝块稳定及血凝块前体稳定的过程，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干预：（1）血凝块稳定需要激活XIII 因子及抑制纤溶酶原，单次给药静推1g氨甲环酸(TXA)，随后1g持续给药8小时。（2）纤维蛋白凝块捕获纤溶酶原：tPA 将循环及血凝块表面的纤溶酶原转化成纤溶酶，接着纤溶酶与纤维蛋白上的赖氨酸结合，溶解血凝块，而高剂量氨甲环酸可以通过覆盖纤溶酶原赖氨酸结合位点，阻止它们与纤维蛋白凝块上的赖氨酸结合发挥止血作用。（3）止血还需要血凝块前体，如FFP、血小板、纤维蛋白原。（4）其他需要注意的是：如出血不止可停止给药及给予逆转剂、尽可能局部及表面治疗 (如胃出血、鼻出血)、频繁监测。

Bruce教授最后做了总结：（1）太多医生认为血凝块必需用全剂量抗凝药治疗，或者根本不用；（2）太多医生不知道氨甲环酸或者认为它是促进血栓形成，或者仅静脉单次给药；（3）临床医生应该学会从低剂量开始滴定静脉肝素，通过稳定血凝块和替代因子来获得止血效果。

程显声教授：右心-肺动脉耦联整体功能值得重视

程显声教授首先指出右心体系的重要性，右心功能的正常进行并非孤立存在的，更是诸如呼吸、循环、血液等多系统共同作用完成的，可称为右心体系，其中右心-肺动脉耦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肺栓塞的发病率仅次于心肌梗死和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但在上世纪80-90年代肺栓塞普遍被认为是临床少见疾病。肺血管疾病涵盖较广泛，包括肺血管炎、肺血管肿瘤、继发于肺疾病的肺动脉高压等。右心体系是在整体医学基础上，关注体静脉回流、右心与肺循环相互作用、右心与左心相互依赖及心包束缚等。右心体系的重要作用是接纳和转运全部回心血液，在维持心血管内环境稳定中起中心作用，也是重症病人心排出量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是医学理论的创新，具有广泛的临床应用价值。肺血管疾病领域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年来进展迅速，这得益于近年来我国肺血管疾病的推广和宣传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开展，这是肺血管疾病领域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肺血管疾病的普及最终使临床患者获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Martin Wilkins教授：扩大肺动脉高压研究人群，探索深层临床表型

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Martin Wilkins教授分享了英国PAH队列研究经验。该研究从2013年开始，研究团队由医生、科研人员、护士、协调员等多学科人员共同组成，研究对象包括来自于9个医学中心招募的特发性和遗传性PAH患者。截止2021年9月，该队列研究招募PAH患者826名以及100名遗传性PAH患者的亲属和125名健康对照组。

Martin Wilkins教授团队在对罕见变异的研究分析中，强调了BMPR2基因对PAH的重要性，约15%的患者存在此有害变异。该队列分析中还检测到3个新基因的罕见变异，分别是ATP13A3、AQP1和SOX17，同时也为GDF2在PAH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独立验证。通过基因分析，发现EIF2AK4(一种与肺静脉闭塞性疾病相关的基因)的罕见变异存在于约1%的IPAH的患者中。说明了对PAH患者可通过基因分型辅助诊断。

Martin Wilkins教授指出该队列研究帮助我们对PAH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强调了国际合作和队列一致的重要性。最后，Martin Wilkins教授提出了如下展望：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人群，将研究队列扩展至肺动脉高压的其他表型；探索深层临床表型，研究分子簇将有利于肺动脉高压的分子分型。

Jason Yuan教授：细化CTEPH分类，有助于改善患者预后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中心Jason Yuan教授就CTEPH发病机制复杂进行了专题报告，他强调多种细胞共同参与CTEPH的发病。基于外科样本进行分类的不同类型的CTEPH病理机制在基因，分子和细胞水平均有所不同。细致的了解具体细胞的特定功能有助于了解详细的发病机制，在CTEPH患者中，不同类型的细胞，例如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成纤维细胞、炎症细胞及祖细胞，在近端和远端动脉闭塞性病变形成中起不同作用。

CTEPH主要分为五级，包括I级：近端（主肺动脉）清除血栓栓塞物/组织，未对远端分支进行动脉内膜剥脱术；II级：纤维组织来源于叶肺动脉分支；III级：内膜剥脱组织来源于远端肺动脉和段肺动脉分支（无闭塞）；IV级：内膜剥脱组织来源于亚段肺动脉分支（无闭塞）；多级：II/III级病变联合，包括肺动脉中心闭塞和肺动脉亚段有PTE组织阻塞。按照病理类型，结合患者手术标本，进行CTEPH分类的细化有助于更好的指导临床，改善患者预后。

作者：张竹、谢万木、刘吉祥、刘东、马双双、徐菲亚、甄凯元、张宇、郝日升

本文完

排版：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