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1日至22日，由《医师报》社与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2025 呼吸健康与气道疾病国际论坛”成都召开。本次大会以“中外智慧，论道呼吸”为主题，邀请到了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和共病研究院院长李为民教授等国内呼吸领域领军人物，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创议（GOLD）现任董事会主席Alvar Agusti教授、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执行委员会主席Arzu Yorgancioğlu教授、伦敦大学John Hurst教授等国际顶尖学者齐聚蓉城，共同探讨慢性气道疾病诊疗的全球进展与中国实践。

基层管理筑基，国际合作破局

大会开幕式上，王辰院士在致辞中强调，呼吸疾病防治需立足中国实践，融合国际经验。“针对慢阻肺病、哮喘等慢性气道疾病，我们应遵循GOLD、GINA等国际诊疗指南，推进规范化医疗流程建设。但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慢阻肺病和哮喘并非单一疾病，而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在临床上应进一步深化认识。”他强调，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间，共病研究将引领医学发展新方向，抢占这一学术高地者或在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因此，以气道疾病为切入点的共病研究值得重点关注。 

Alvar Agusti教授非常珍视在中国与各位同仁进行学术思想碰撞的宝贵机会。他认为，这种跨文化的深度交流不仅涉及原创性研究探索，更关乎临床诊疗路径的优化重构——而这一切认知升级的起点，恰恰始于问题的提出与辨析。正如医学发展史所昭示的，正是对既有诊疗方法的持续质疑与反思，推动着我们不断突破认知边界。过去三年间，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初一些萌芽的构想，如今已转化为临床上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这些由中外专家共同推进的实证研究，正在推动这个领域不断进步。

Arzu Yorgancioğlu教授指出，当前中低收入国家仍承受着96%的哮喘相关死亡率，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仍有大量患者依赖基础吸入治疗——这正是我们推动将哮喘纳入WHO慢性气道疾病优先防治框架这一工作的核心动因。值得欣慰的是，通过整合东西方临床数据建立的GINA全球指南，已发展成为100余个国家哮喘诊疗的循证医学金标准。“希望未来，通过中西方专家们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全球统一的诊疗实践框架，能够触达全球的各个角落。”

产学研联动，让科学惠及患者

阿斯利康中国呼吸消化事业部总经理刘谦先生在致辞中表示，破解呼吸疾病难题，需要全球协作、学科交叉与跨界创新。阿斯利康始终以“科学为本，患者为先”，致力于搭建中外学术桥梁。近年来，阿斯利康通过与国内外顶尖机构合作，推动了中国指南的本土化更新，支持了慢阻肺病早期筛查工具的研发，并积极探索物联网技术在患者管理中的应用。未来，阿斯利康将继续加大投入，搭建开放平台，助力学术成果转化，“为提升中国慢阻肺病、哮喘等疾病的诊疗能力作出贡献。” 

2025中外呼吸专家深化合作暨大会开幕仪式

慢阻肺病诊疗需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干预”  

慢阻肺病是我国第三大疾病死因[1]，慢阻肺病患者每年约发生0.5～3.5次的急性加重，每发生一次急性加重，会造成患者肺功能不可逆的损伤，严重时还会威胁到生命安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孙永昌教授强调，慢阻肺病急性加重后，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或死亡风险持续升高。因此，降低慢阻肺病急性加重风险非常重要。

急性加重是慢阻肺病心肺风险增高的核心环节，高风险患者亟需重视急性加重的预防。但当前临床医师对AECOPD风险重视尚不足，常常忽视对AECOPD风险进行评估。基于指南共识及临床实践，孙永昌教授强调，中国慢阻肺病患者急性加重高风险人群特征包括既往有急性加重病史、多症状和活动耐量差、肺功能异常、合并其他慢性疾病。John Hurst教授提出，急性加重风险需要充分识别并给予积极治疗。针对如何提高临床医生对于慢阻肺病急性加重危害和心肺风险的重视，精准识别急性加重高风险人群等热点话题，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此同时，孙永昌教授与John Hurst教授均指出，慢阻肺病治疗需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干预”。Alvar Agusti教授对此持同样观点，他认为，随着全球慢性阻塞性肺疾病（GOLD）指南的持续更新与临床实践的深度结合，慢阻肺病诊疗理念正经历从“被动控制”到“主动干预”的范式转变。近年来GOLD指南不再推荐 ICS/LABA 作为慢阻肺药物治疗方案，将固定三联纳入初始及随访治疗推荐，使慢阻肺病的诊疗更加积极有为，推动临床医生临床实践的转变。

基于最新研究，孙永昌教授强调，慢阻肺病的管理需以预防急性加重为核心，探索通过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探索降低慢阻肺病急性加重风险的优化策略、及时启动三联疗法，降低未来心肺风险和死亡风险。

控制哮喘：全程规范化管理是关键

我国20岁及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为4.2%，约4570万哮喘患者[2]。自2010年后，我国青少年和成年人哮喘患病率呈上升趋势，控制哮喘，刻不容缓。日前，《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简称2024版中国指南）发布，作为指南的主要撰写人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旻教授分享了2024版中国指南要点解读。

值得一提的是，2024版中国指南首次引入了抗炎缓解药物（AIR）的概念，即低剂量ICS可以与某些快速起效的缓解药物组成复合制剂，如低剂量ICS-福莫特罗制剂。2024版中国指南还将ICS-福莫特罗作为成人和≥12岁青少年哮喘患者长期阶梯式治疗方案的首选控制药物和缓解药物[3]。张旻教授强调，哮喘的管理不能局限于“对症治疗”，而应注重全程抗炎、规律监测和个体化治疗。

立足本土实际，精准定义“重度哮喘”

此外，2024版中国指南对重度哮喘的定义进行了更新，重度哮喘是指连续3个月及以上规范使用中-高剂量ICS-LABA治疗方案并且针对共患疾病和环境因素等进行处理后仍未控制，或者在高剂量ICS-LABA治疗方案隆级时出现加重的哮喘[3]。

2024版中国指南指出，确诊重度哮喘后需进行分型评估，以指导后续治疗方案，需区分患者内型（如2型炎症）和表型（如嗜酸性粒细胞表型），从而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3]。2型炎症通常表现为外周血/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增多和（或）FeNO增高，并可能伴有特应性或总IgE升高，满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150/μl这一指标可作为可作为判定重度嗜酸粒细胞型哮喘（SEA表型）或2型炎症内型的依据[3]。嗜酸性粒细胞表型是重度哮喘中最常见的表型，在我国占76.8%[4]。

在中-高剂量ICS-LABA或者联合LAMA依然未达到哮喘控制的重度哮喘患者，可根据2型炎症特点及共病等情况选择合适的生物靶向药物，以减少重度哮喘的急性发作[3]。目前临床常用的生物靶向药物包括抗IgE单克隆抗体、抗IL-5单克隆抗体、抗IL-5受体α（IL-5Rα）单克隆抗体等[3]。

美国国家犹太健康中心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Rohit Katial教授强调，未来，精准靶向EOS治疗引领重度哮喘的治疗格局演变。

与会专家还就如何确保哮喘指南在中国能及时传递并落地到各级医疗机构、如何看待EOS在重度哮喘炎症中的关键作用，EOS是炎症标示物还是干预靶标、诊断工具与基层赋能这三个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不仅是学术前沿的“风向标”，更是实践落地的“助推器”。中外智慧的深度碰撞，为慢阻肺病和哮喘的防治提供了新思路、新工具与新希望。正如李为民教授所言：“唯有全球协作、跨界创新，才能让科学之光驱散呼吸之痛。”未来，中国呼吸学界将继续以开放姿态融入国际，为全球慢阻肺病与哮喘患者书写更健康的明天。  

参考文献

[1] 张卜予,等.沉默的杀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23,44:(10)：1667-1668.DOI:10.3760/cma.j.cn112338-20230615-00377

[2] Huang K , Yang T , Xu J ,et al.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management of asthma in China: a national cross-sectional study[J]. Lancet, 2019,394(10196):407-418. DOI: 10.1016/S0140-6736(19)31147-X.

[3]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2024年版）[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3): 208-248.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41013-00601.

[4] Zhang Q , Fu X , Wang C ,et al.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in Chinese C-BIOPRED asthma cohort[J]. Clin Transl Med, 2022,12(2):e710. DOI: 10.1002/ctm2.710 .

审批编号：CN-156682，过期日期：2025-09-24

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参考，不用于推广目的。

本文完

责编：Jerry